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战的艰苦时期，多位著名科学家在大后方重庆发挥自身专长、探求支援抗战之法。他们在空袭和饥饿中持续深入研究，并与国外同行交流，用“奋起”和“坚韧”在硝烟中延续着中国科学的点点星火。他们让中国科学在战火中顽强生长，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科技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科技报推出特别报道，展现那段历史中科学家们的山城足迹。
钱惪（1906年5月16日—2006年1月21日），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原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创始人、名誉校长。对血吸虫病、伤寒、阿米巴病等的诊断和治疗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钱惪，自幼熟读孔孟之书，尝过悬梁刺股之苦。中学毕业后，钱惪选择了医学道路。凭借自身的勤奋好学，钱惪考入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医学院独立办学，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即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为医学院培养的第一代医学博士。钱惪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在这一时期，他得到了重要的锻炼，最终顺利通过总住院医师关，升任主治医师。
抗战爆发后，钱惪随南京中央医院辗转迁至重庆。1940年，身兼数职的钱惪常常工作到筋疲力尽，但仍然坚持带领年轻医生开展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尤其是病理解剖工作。如此下来，医院不仅培养出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气氛，提升了医疗质量，更吸引众多医学院的学生都慕名前来实习。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上海医学院迁回了上海。钱惪继续受聘为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和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在上海郊区进行游泳训练，数万名官兵感染了血吸虫病。千余名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任命钱惪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当时解放军病员分散住在农民家中，钱惪与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身背行囊，逐村逐户进行排查和治疗。短短百余天，便治愈血吸虫病患者1万余名。由于钱惪的特殊贡献，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二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
1957年，一纸调令将钱惪的命运再次与山城重庆紧紧相连。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医学教育荒原——为了支援西部建设，改变东西部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中央决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1952年由上海医学院更名）分迁部分力量组建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1957年，四川省委任命钱惪担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然而，在1958年9月钱惪正式上任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留在上海医学院。在这期间，钱惪对重医的师资配备、图书资料筹集等筹备工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从实际出发，顾及两校的现实情况，精心为重医选配了一批骨干力量。在钱惪的动员和带领下，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后勤人员或舍妻别子，或举家西迁，为重医的发展集聚了雄厚的师资力量。
1958年到重庆后，钱惪随即担任了四川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当时重庆附近的广汉、德阳、绵阳等川西地带水网交错，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每年秋季，钱惪都要带着重庆医学院的医疗队奔赴川西疫区。
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常用药锑剂毒副作用较大，钱惪一直关注非锑剂抗血吸虫药的研发。20世纪60年代初，钱惪得知一种代号为“血防846”的化合物（即六氯对二甲苯）在体外有杀虫作用，他立即组织重庆医学院40余名教师、医师、技术员，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进行攻关。最终“血防846”让血吸虫病的药物治疗由静脉注射改为口服，疗程也由20天缩短为7天，治疗效率大大提高。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钱惪不仅是重医的创建者，也是重医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他通过自己从医数十年的经验，循循劝导年轻医师要有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设身处地地关心病人；要热爱自己的专业，珍惜时间，抓紧学习，不断更新知识；要克勤克俭，忠于职守，从实际的、微小的工作做起。
钱惪一生将全部身心系于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传染病学家，他带出了刘约翰、张定凤、王其南等全国知名的传染病学专家，传染病学在他的引领下成为重医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钱惪对重医饱含深情，他将对重医人的希望凝结成“严谨、求实、勤奋、进取”的八字校训，影响了一大批重医人。
2006年1月21日，钱惪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从黄浦江畔奔赴西南大地，钱惪在重庆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部“白纸作画、荒山育苗”的医学传奇。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医学教育事业，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钱惪的一生正如他生前说过的那样：“我这一生无愧无悔。无愧，我对得起党和人民；无悔，投身西部，建设重医，我从没后悔过！”
图文来源于《科学家精神故事汇·山城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