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战的艰苦时期，多位著名科学家在大后方重庆发挥自身专长、探求支援抗战之法。他们在空袭和饥饿中持续深入研究，并与国外同行交流，用“奋起”和“坚韧”在硝烟中延续着中国科学的点点星火。他们让中国科学在战火中顽强生长，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科技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科技报推出特别报道，展现那段历史中科学家们的山城足迹。
陈德仁（1922年10月22日—2007年12月21日）火箭控制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45年，进入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师从无线电专家蔡金涛。我国弹道导弹控制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1922年10月22日，陈德仁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1934年，12岁的陈德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在这里，他首次系统接触西方科学体系，英文水平与逻辑思维能力显著提升，更被“科学救国”的思潮深深触动。在上海期间，陈德仁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在战火中，他住的房屋被毁，被迫返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学校迁址上海法租界，他坚持完成初中学业，顺利升入高中部理科。此时，学校已由英国人掌控，全英文授课虽带来压力，却迫使他攻克语言关，为日后阅读国际科技文献奠定了基础。高中三年，他始终保持年级前三的成绩，毕业时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电信学，立志“以科技强国防”。
1940年9月，陈德仁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两年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交通大学被日伪接管。听闻此消息，陈德仁愤而停学返乡。次年春天，听闻交通大学在重庆复校，他第一时间辞别家人，与几位同学从常州出发，取道苏、皖、赣、湘、桂、黔六省，徒步奔赴重庆。1943年3月抵达重庆九龙坡校区时，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只有藏在贴身口袋的《电工原理》教材边角微卷，见证着一路的苦难与执着。
交通大学重庆校区的就学条件非常简陋，让学生们吃了不少苦头。这期间，经过教务长批准，陈德仁开始靠贷金维持生活，一个月有二三斗米的生活费。
在这里，陈德仁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查阅《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刊》的缩微胶卷。每次考试，他必是前三名。陈德仁尤其钟情于张钟俊教授的课程——这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在黑板上推导拉普拉斯变换时，粉笔灰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袖口上，却依然讲得神采飞扬。课后，陈德仁总是追着教授问几十个问题。
正是在这期间，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军用通信设备。1945年的夏天，陈德仁进入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师从无线电专家蔡金涛。这家表面生产民用收音机的工厂，实则是战时军工重镇。他在检验组学会了用千分尺测量线圈精度，在制造组跟着工人师傅学习绕制变压器，在研究室挑灯夜战研制声频输出计。那期间，相关设备匮乏，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测波形；没有函数记录仪，就用坐标纸手绘曲线。当第一台样机调试成功时，已是凌晨3点。
1957年，陈德仁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时，面对的是一张白纸般的导弹事业。在仿制“1059”导弹的日子里，苏联专家拒绝提供核心控制参数，他就带着团队把导弹拆解成3000多个零件，用算盘和计算尺搭建“人工计算网络”。20多个工程师轮班计算弹道，草稿纸堆了半间屋子，终于在3个月内完成理论推导。1960年11月5日，当“1059”导弹呼啸升空时， 他站在发射现场，想起重庆兵工厂里那台仿制的声频输出计——从民用通信到导弹控制，这条科技救国的路，他走了整整20年。
20世纪90年代初，陈德仁退居二线，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固体弹道导弹”系列丛书的编撰中。这套14分册、近500万字的著作，凝聚了他一生的科研精华。
2007年12月21日，陈德仁病逝于北京。陈德仁去世后，其妻子按照遗嘱设立了“陈德仁科技奖”。这是他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最后馈赠。在二院指导研究生时，他会把学生叫到办公室，指着论文里的公式说：“这个参数推导少了一步，跟我当年在重庆算错的那次一样。”学生们发现，这位老院士的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把用了40年的计算尺——那是他从山城带到北京的“老战友”，刻度间仿佛还沾着当年重庆的煤灰。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陈德仁的人生轨迹恰似一条起伏的弹道——从太湖畔的草屋到嘉陵江边的竹棚，从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到新中国的航天院士，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把个人理想熔铸进国家命运”。在重庆防空洞里演算的公式，在渤海试验场熬红的双眼，在书稿上一字一句写下的批注，早已超越个体的存在，成为中国航天精神的注脚。当新一代航天人接过他手中的计算尺，他们或许会听见，嘉陵江的涛声里，永远回荡着一位老人对科学的赤诚与深情。
图文来源于《科学家精神故事汇·山城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