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市场、国际贸易的多重影响，特别是受“猪周期”的市场起伏，猪肉市场一度出现猪肉供应短缺、价格上扬、流通不畅、生猪存出栏减少等现象，或供大于求，肉价下跌，肉价低迷难以支撑养殖户稳定养殖。毋庸讳言，我国生猪生产仍然存在生产不稳定的“猪周期”、供求市场不够稳定的“敏感期”、防控防疫体系不够健全的“转型期”、畜牧病医管理体制尚待深化改革的“完善期”、城乡居民食品在肉禽蛋品上仍以吃猪肉为主的生活“惯性期”，且这种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妥善处理产销矛盾和供求关系，以及建立持续、健康、稳定的生猪产业发展体系，满足城乡居民吃肉，从深入调研实践来看，它需要扣紧“六关”。
过产业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有一个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生猪产业升级要处理好散养与集中养、当前与长远、市场与政策的关系。散养具有灵活性、适应小农户养殖的社会性、转粪污为肥的就近性、扶贫见效的快速性、成本投入的可塑性等特点，但缺乏规模养殖效应，给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带来相应的难度，适度规模发展就成为不二选择。我国主要生猪产地大部分已由散养户为主逐步转变为“多条腿走路”，但在生猪生产上仍不同程度存在“怕病”“怕环保”“怕政策变”“缺技术、缺资金、缺信心”，直接影响到生猪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要从生猪产业升级的发展变化去统筹散养与集中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存优去劣，在政策的引导下扬长避短，使适度规模经营在动态发展中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养猪业不应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避免第二次损失，避免周期性损失，历史的经验教训应当汲取。
过防疫关。一些疫病发生的高致病致死性、病毒对环境的强抵抗性、防控的难度和细致性、疫苗和有效药物跟进的差距性，都反映了对生猪疫病的防控不能等闲视之。“打持久战”需要信心、耐心，还需有效的防疫体系。切实解决基层兽牧兽医体制改革不完善、职责职能落实不到位、防疫体系不健全、工作沉底难度较大等实际问题，要建立起“突防攻备”、服务到场（户）、信息对等、联防联控、“补栏有效”、发展有力、管理有序的生猪防疫保障体系。
过绿色安全关。生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强调产品质量的安全性。低劣饲料、在饲料中任意添加抗生素，断然生产不出好产品。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防病和促进生长的双重作用，使一些饲料生产商、经销商、养殖户乐此不疲。我们要在饲料的生产、销售和养殖的各个环节上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管理。严禁滥用不合安全标准要求的饲料添加剂，严禁滥用抗生素，严禁不合符质量标准的猪肉进入市场，严禁抗生素猪肉的销售。要从绿色、安全、合标的要求出发，引导生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过养猪收入关。农民养猪收入的多少以及能否增收受到市场、生猪疫情、政策甚至自然灾害的影响，“几多欢乐几多愁”并不鲜见。稳定的收入预期是农民养猪的基本前提，也是规模养殖发展的“资本预期”，要从产业、防疫、市场、止损的多个维度建立风险防患机制，让技术、服务队伍、政策、保险等筑起一道道安全屏障，促进养殖户增收，使生猪养殖成为增收工程、扶贫工程、乡村振兴工程。
过价格关。猪肉市场价的高低直接牵动消费者的敏感神经。生猪多了，市价过低，弃养；市价过高，社会消费反响强烈；单纯控价，收效甚微。为此，要把握好生产、市场、价格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多一些研究，少一些“单向思维”；多一些事前主动预测，少一些“潮涨潮落”；多一些防患，少一些“未为迟也”。在产销两旺中实现价格平稳。
过稳控调节关。猪肉成为城乡居民食品的“刚需”，除了调动生猪养殖户的积极性外，如何调动当地政府的积极性，由活猪调出转变为“调肉”不失为对当地财政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当然还可利用好探索调入地对调出地的适度补偿，使生猪产业发展有利可图。“调肉”需要冷藏、冷库、冷链物流相配套，甚至还需要适当的“冻贮”，产业健康、猪源充足、肉源充裕、冷链顺畅是稳控调节的关键，这需要多元化投入和政策的扶持，在措施上把满足城乡居民吃肉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规划与统筹安排之中，纳入市长“菜篮子”工程之中。
（作者：李云才，系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