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遭遇大地震怎么办？化工厂爆炸和泄露危及周边居民怎么办？遇到大规模恐怖袭击怎么办？……随着城市现代化、智能化进程加快，北上广深等中国特大城市开启“全球城市”战略，三大都市圈正加速融合，杭州、武汉、成都、西安、郑州等城市不断扩围。
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城市人口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流动性，让现代城市面临新型社会风险，风险一旦超出城市救援能力，就会成为城市灾难。而与之相应的城市灾难医学，则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组织部分和关键环节”。
对话嘉宾
吴亮 (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刘中民（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总队长）
1 特大城市灾难脆弱性日益显著
吴亮：
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自然灾害严重地区，约2/3国土面积受到洪涝灾害威胁。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建筑密度持续增大，中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正在走向超大型城市，城市安全问题更为凸显。瑞士再保险公司曾对全球最大的616座城市进行潜在性灾难分析，认为中国的上海和珠三角地区面临的自然灾难损失位列世界前10位。在中国城市化、都市圈加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灾难医学的发展对我国有何重要意义？
刘中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大量兴建，人口越来越集中，复合型灾难时有发生，特大城市灾难脆弱性日益显著。
对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特别需要建立“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和灾难应急救援体系。除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生化危机、核威胁等小概率事件外，人口高度聚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更为常见：上下班高峰时段的地铁站、逢年过节的大商场、公园里的密集人群，老旧城区、超高层建筑存在的安全隐患越来越引起关注。前几年发生的上海跨年夜踩踏事件中，36条生命消逝，49人不同程度受伤。
城市灾难医学是城市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上海已率先进行了探索，成立了上海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建立急救免责制，建设了“备灾医院”，搭建了空中救援网络……“备灾医院”应在现有区域性急救中心基础上，增加备灾软、硬件建设。根据美国宾州创伤中心的数据分析，同样的创伤伤员转往不同级别的首诊医院，专业化创伤中心比无经验医院的抢救成功率高60%。
2 以院内救治为主的急诊医学、临床医学无法承担灾难医学的重任
吴亮：
我国城市灾难医学的起步，是从什么时间节点开始的？
刘中民：
2008年5月18日，作为上海第二批抗震救灾医疗队队长，我率队飞抵重灾区四川省汶川县草坡乡。在本次抢险救灾中，这里被称为“最后孤岛”。出发前，准备了100个手术包、1000份清创药，装了200多个箱子，随行的有来自上海23家大医院的近30名肾脏科医生。我们估计地震会造成很多挤压伤，需要大量肾脏专家。但到了现场，几乎找不到几个对症的患者。
在汶川地震救援中，我发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的名专家不如某些煤矿医院的医生管用。后者擅长矿难救援，随身带着行军锅、发电机，到了现场就能安营扎寨，迅速展开救援。而大医院的专家习惯了护士分诊、仪器检查，在灾区有时竟不知所措。还有一些医生没有掌握最关键的捡伤分类技术，往往是谁喊疼，谁先被抬上飞机。而真正的重伤员，尤其是那些肝脾破裂者，因为无法出声，得不到及时转运。我们缺乏完整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制，现场协调困难，缺乏完整的伤员转运系统。
亲历过那场灾难之后，我更担心灾难再次到来时，我们仍然没有完善的医疗救援体系，尤其是如果灾难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后果不堪设想。以院内救治为主的急诊医学、临床医学无法承担灾难医学的重任。发展城市灾难医学势在必行，亟须建立起灾难医学专业教育，以提高以后的医疗救援能力。
汶川大地震可以说是我国灾难救援事业以及灾难医学的原点。
3 培养复合型医疗救治人才势在必行
吴亮：
2008年之前，我国灾难医学教育基本是空白，医学生本科、研究生阶段，没有灾难医学相关内容，护理专业及院内护士也没有接触过灾难医学培训。汶川地震之后，这块短板是怎么补上的？
刘中民：
2008年9月，从地震灾区回来仅3个多月，中国高校系统内首个灾难医学系在同济大学正式成立，目的是尽快向医护人员普及灾难现场救援技能，培养复合型医疗救治人才。
我们的教学体系从零开始，从师资、教材、课程，到教学基地、实验室、实验基地，当时国内一片空白。目前，同济大学灾难医学系有50位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老师。
吴亮：
灾难救援有一条国际共识，即灾民=自救者=施救者，90%的生命救援来自家人、邻居、社区的自救与互救。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民众的灾难救援知识普及。反观我国，民众救灾知识相对匮乏，灾难医学科普教育缺乏，防灾、减灾、抗灾形势不容乐观。
刘中民：
我认为，向公众普及防灾、自救知识，也是灾难医学的应有之义。2013年，用漫画形式表现灾难避险逃生自救的科普丛书《图说灾难避险逃生自救科普丛书》出版发行，内容涉及地震、水灾、火灾、交通事故、煤气中毒等常见灾难类型最简易的自救方法。
4 我国城市灾难医学面临多重挑战
吴亮：
中央提出，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推进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的监测预警和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设。《“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立包括军队医疗卫生机构在内的海陆空立体化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提升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否在缩小？
刘中民：
2016年5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宣布，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和两支俄罗斯国家医疗队成为首批通过世卫组织认证评估的国际应急医疗队。
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确实在逐步缩小，尤其是经过汶川地震后10多年的建设，中国的医疗应急救援机制有了很大改变。后来的几次灾害中，卫生部门按照梯度调配原则，就近调配医疗资源到灾区救援，有序地救治伤病员，发挥不同医疗机构的不同作用，不再是10年前一拥而上、缺少组织协调的情况。
中国的医疗救援队与国际上最好的医疗救援队还是有差距的，特别是在后勤保障能力上。我们的医疗救援队往往注重医疗能力，忽略后勤保障能力。比如到了灾区，食物怎么保障，干净的水怎么制备，野外手术怎么开展……我们还需要多与国际同行交流学习，让中国的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更加高效。
我国城市灾难医学领域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和多方救援机构协作规划和机制有待完善；缺乏明确的区域紧急医疗救援中心部署；缺乏紧急医学救援人才专业标准、培训及准入制度；医疗机构缺乏紧急医学救援前期硬件储备标准，避灾场所及应急物资缺乏；尚未形成有效可行的紧急事件处置法律法规，如免责条例等。此外，灾难发生后，院前急救、转运过程的参与者（包括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均存在较大医疗风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与者的救援积极性。（文字整理：郭展意 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半月谈内部版》201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