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乡村振兴纳入法治轨道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的有关工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从多位专家处获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乡村振兴法目前已经启动了立法相关程序，到2020年之前有望正式发布。（《经济参考报》7月16日）

此前，完善乡村振兴有关法律法规早已写进中央文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见》中，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有关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而此次乡村振兴法的立法，也可看作是对既有战略意见的落实。

乡村振兴法启动立法相关程序，有助于为乡村振兴建立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乡村振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又涵盖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方面，因此，对乡村振兴战略成果的评价无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笔者近期赴浙江安吉调研，就有所感触：很多乡村名声在外，游客众多，乡村产业兴旺，但村内却没有小学，生态环境也无法与自身声誉匹配；而有的乡村虽然名声不大，但生态宜居，自然风貌基本未遭破坏，乡村文化建设堪称一流，总而言之，各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千差万别。在此背景下，若不能将乡村振兴纳入法治轨道，用法律框定乡村振兴的评价标准，各地的乡村振兴战略收效将无从比照。

乡村振兴法启动立法相关程序，还可以完善激励机制。它可以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而激励机制要取得成效，首要前提就是要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若评价体系不完善，或评价标准不一，往往不能正确量化各地乡村振兴实施成效，激励机制产生效果也就无从谈起。

此外，乡村振兴法还有助于保障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打折扣，政策连续性不受影响。众所周知，乡村振兴必然需要巨量的资金注入。以安吉县梅溪镇荆湾村引进的田园综合体为例，该项目总投资高达8600万元，这种规模的招商引资能够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地方税收，进而惠及当地民众。换言之，拥有了这样的项目，地方经济发展就相当于装上了引擎。

而事实上，乡村振兴在起步阶段时，当地村民资金有限，往往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开展大规模基建，招商引资就显得极为重要。这次我们去习近平总书记曾视察过的余村调研，发现很多当地村民就职于外地人投资的企业，并借此实现了脱贫致富——早在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就已突破四万大关。

乡村振兴法的制定，将有助于确保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力度，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性，也有益于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从法律层面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力度。（韩宗峰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