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口红利在消失，但国民收入和需求也在上升。主动地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还是被动地进行转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面临艰难抉择。
2009年9月4日，江苏一家大型服装企业生产线上，同时有500多工人在操作。郭铁流/CFP
宽敞的用餐大厅，具有个人空间的宿舍环境，基本的娱乐设施。由于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较之老一辈的打工者，年轻一代打工人员开始对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福利是否完备有了要求。Tony Law/Redux/CFP
人口拐点倒逼，低工资一去不返。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攸关中国制造生死
财新《新世纪》 记者 霍侃
工资持续上涨，使“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新的警告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其2011年5月5日发布的报告预计，未来五年，随着美国和中国工资差距逐渐缩小，人们会看到美国市场越来越多的商品将是“美国制造”。
相比之下，印度将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提法，则是出现已久。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低劳动力成本国家，也正趁中国面临招工难之机，抓紧招商引资。
近年来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快速上涨，正逐渐改变30年来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基础——大量廉价劳动力。相对资源禀赋的变化，在带来转型阵痛的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我没那么悲观，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可能转移，但转移的速度和力度都可能比大家想象得小。”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现实情况是，未来几年，中国一方面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占比见顶回落、工资趋势性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大国规模效应、产业链完整、基础设施优良等优势将继续存在。
在工资水平逐步抬升过程中，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活力，制造业能否继续保持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关键有二，一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否同步甚至快于工资增速，二是制造业能否从产业链的低端上升至中高端。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速同步的目标。
“每次报价，客人都把我骂得要死。有一次我刚报价，客人就说，你从2010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32％。”在浙江宁波设立两家工厂的台湾玩具企业Lovely Creations的一位负责人陈小姐深感无奈。她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去年至今，工资和原料成本都上涨30多个百分点，如果不加价，“拿什么付员工薪水和材料款？”
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难题。山东费县大昌纺织有限公司面临同样的挑战。该公司区域经理高永杰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因为工资上涨，每米布得加价10元多，工资在布料涨价中占了30％，“年轻人不愿意干，现在只有35岁到45岁的还能干下去，都是从建厂初期就一直在的人。”
过去30年，源源不断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东部沿海“世界工厂”模式成功的基石。目前，基石正被侵蚀。
在Lovely Creations的陈小姐看来，整个大改变始于2010年春末夏初的富士康事件。“整个局势开始失控，工人一直要求加工资”，到2010年末续签劳动合同时，工人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工资涨幅自己算，“非要加到足额，不然不签合同”。该公司在宁波的两家工厂1997年投产，迄今已近15年。
2010年，几乎全国所有省份都上调了最低工资。今年一季度，又有13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6％。截至3月末，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为1320元。
然而，只付最低工资是不可能招到工人的。东莞金鑫照明集团总经理助理杜春林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最低工资20％的涨幅，放大到八小时之外和节假日的加班费后，倍数更大；工作日中的加班，小时工资是最低工资的1.5倍，周末加班是2倍，法定节假日则是3倍，“一个月算下来，人均工资2000元-3000元。”
最低工资上调对企业的影响，还包括按照最低工资计算的社会保险相应提高。
连续的工资上涨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浙江友邦集成吊顶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嘉兴有大约五六百家集成吊顶企业，大部分没有自身品牌和高端资源，小企业尤其被动，“从去年开始，陆续传来企业倒闭的消息，估计约10％的企业都干不下去了。”
4月26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1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称，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已经成为许多美国在华企业的首要任务。71％的受访企业认为，工资上涨造成负面影响或重大损害。中国南方的一些美资企业，工人工资涨幅超过50％。
白皮书认为，劳动力成本及工人离职率上升等问题，削弱了中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的能力。
全国范围内工资快速上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多年来工资涨幅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致的补偿性上涨。野村证券对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显示，1994年-2008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速20.8％，同期制造业工资年涨幅仅13.2％。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稳定了大概十年，这是不正常的。
本轮工资上涨中，非熟练工人工资涨幅更大，与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逐步缩小。沈明高认为，在工资上涨的开始几年，补偿性上涨肯定会出现，而且势头会比较猛。
这一势头可以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高速增长中看出。今年一季度，农民工资性收入在去年增长17.9％的基础上，继续提速，增长18.9％。
生活用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上涨，也需要工人工资相应提高。“生活物资涨得厉害，工人让我去超市绕一圈再谈工资。”Lovely Creations的陈小姐说。
“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双同步”的目标，即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这意味着到2015年，在中国的用人单位需要为新增劳动力成本再支付1.5万亿美元（约合9.8万亿元人民币），工资持续增长将使劳动力成本占GDP的比重增加1倍，从目前的15％提高到2015年的30％。
人口红利消失中
旧的比较优势没了，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展现。中国会不会这样？
日复一日的工资上涨，许多原本希望尽快熬过寒冬的企业日感前途渺茫。“工资上涨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变化，根源是人口结构变化。”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说。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印证了此前研究者关于人口增速下降、老龄化加速的预测。2000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比1990年-2000年低0.5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
其实，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点，0岁-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公布的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分析人口红利的关键指标是人口抚养比，即0-14岁的少儿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这意味着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大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然而，未来几年，局面将发生逆转。最新的人口结构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为34％，少儿抚养比为22.3％，老年抚养比为11.9％。而此前联合国的预测是，到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可以看出，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早已明显地快于联合国的预测。
巴曙松认为，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更严重，预计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在2013年达到最低点，然后上升，人口红利丧失。
华泰联合证券宏观分析师陈勇认为，这意味着，单位劳动年龄人口所创造的生产力需要不断提高，才能弥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隐含的损失。
蔡昉担心，中国会出现“旧的比较优势没了，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展现”的局面。由于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将丧失；而中国当前人均GDP为4000美元，意味着资本积累不够，加上技术创新有限，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无优势，因而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劳动力供需趋紧、工资成本上升，将是中国的长期趋势。企业已经感受到招工难和工资上涨相互缠绕的冲击。《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称，从领导人才到项目管理者再到熟练技术工人，中国的短缺程度与亚洲其他主要国家相比要更为严重，已经对中国吸引新投资以及在华企业的业务扩张形成阻碍。
不过，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汪进认为，抚养比持续回升并不代表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优势已经丧失。中国特殊的年龄结构，使得现阶段中国抚养比远低于当年日本或韩国抚养比的最低点，即使未来五年抚养比上升，中国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离开中国吗？
劳动力成本只是企业决定在哪里设生产基地的多个因素之一，此外，基础设施、监管、税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性，都非常重要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将不再是富有吸引力的制造业基地吗？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Harold L.Sirkin预计，中国工资将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再考虑美国工人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净劳动力成本将与美国的水平相当，“未来五年，在美国销售的企业会减少在中国投资，大家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品是美国制造。”
Sirkin算了一笔账，考虑美国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资，仅比美国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于工资在总成本中占约20％-30％，甚至在考虑库存和运输之前，中国制造只比美国便宜10％-15％；若考虑这些成本，中国产品的总成本优势会降到个位数，甚至完全被抹掉。
他认为，美国的密西西比州、南加利福尼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等，有望成为供给美国市场的低成本制造业基地。
不过，沈明高与之看法不同，他称，200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8％，即便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达到美国的水平也需要较长时间。
在中国外贸企业中占比相当高的港资、台资企业，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东南亚国家。去年6月，富士康国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伟良称，在考虑将部分厂房搬到内地北部的同时，也考虑搬往印度和越南。
“去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差不多是必须的。”香港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岑立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对于做OEM代工生意的企业，关键是看客户的需求，有的客户要求一定要找成本更低的工厂，有的则重视产品质量和对交货时间的控制。“具体什么时候转移，要看中国工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速度有多快。”
裕元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品牌运动鞋制造商，为耐克、阿迪达斯等多个品牌代工生产，目前有约50%的生产规模在中国，打算在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地投资设立工厂，逐步降低在中国的产能比重。
江苏华芳集团毛纺织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光担心，东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要往中西部迁移，或者“将来要发展东南亚，他们劳动力更便宜。”
东南亚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2010年8月的调查显示，2010年二季度，泰国熟练工人工资的中位数是258.16美元/月，半熟练工人是229.81美元/月，非熟练工人是183.85美元/月。2011年1月1日开始，泰国最低日工资平均上涨6.7％。
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国的劳动力更便宜。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显示，从购买力平价看，越南工人工资是85美元/月，印尼是148美元/月。柬埔寨服装制造商协会（GMAC）规定，2010年10月1日至2014年，柬埔寨纺织、服装和制鞋企业的最低月工资为61美元。
按照当前汇率算，深圳最低月工资折合约190美元，企业实际需要支付的工资则会超过350美元。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资成本的比较并不十分严谨。但基本可以看出，仅就薪资水平看，东南亚部分国家比中国更有优势。
不过，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强调，劳动力成本只是企业决定在哪里设生产基地的多个因素之一，此外，基础设施、监管、税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性，都非常重要。
今年初，为苹果等多个品牌手机提供原件的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的工厂开工建设，预计投资1.5亿美元。该公司财务部副理暨代理发言人李荣兴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说，越南的薪资的确更便宜，但越南有自己的问题，主要是基础设施不像大陆这么完善。
台湾Lovely Creations玩具公司对于是否去东南亚设厂比较犹豫，陈小姐主要担心产业链，因为做玩具用料复杂，“如果当地其他材料的配备跟不上，做起来反而比较麻烦。”
沈明高认为，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国家规模较小，越南、柬埔寨基本没有能力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搬迁，如果只是产业链的某一段转移过去，对于企业会有其他不便和困难。
此外，多家企业反映，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生产效率不是很高，未必能满足交货快、产品质量高的要求。
Lovely Creations的陈小姐介绍，已经有玩具制造的同行去了越南和柬埔寨，但中国60天做完的订单在那边可能要做120天。玩具生产有季节性，一旦误了时间，最后不得不走空运出口，“运输费用比省下的工钱还多”。
美银美林证券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认为，部分低工资的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经济或政局不稳，今年2月越南盾贬值10％，且罢工比较严重。
短期内，预计中国不会出现制造业工厂大规模的外迁。一季度，渣打银行对80家出口企业进行调查，包括珠三角的香港制造商58家，上海周边的台资企业9家，以及13家位于重庆的企业。接受调查企业中，仅有6家企业因为工资上涨考虑离开中国，其中，珠三角4家，上海周边和重庆各1家。
王志浩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考虑离开中国的主要是纺织企业，以及一家制鞋企业。
低劳动力成本并非企业去东南亚国家投资的惟一原因。台湾胜华科技的李荣兴说，主要还是跟着下游客户走，在越南有客户，所以考虑在那边建厂。
浙江华立集团是泰中罗勇中国工业园区的中方合作者，2006年进入泰国市场。该公司驻泰国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目前泰国工人薪水基本与江浙地区差不多，加上交通补贴等，约合人民币2000元-3000元/月，但企业为工人支付的保险之类的费用比国内低三成多，国内企业应支付各类保险费用大概占工资额的40％-50％，而泰国企业仅需支付5％-10％。
目前，已有31家企业入驻泰中罗勇工业园区。上述浙江华立集团驻泰国负责人认为，前往泰国投资的中资企业的直接动因有多种，包括希望原产地多元化，规避贸易壁垒；或者出于企业国际化需要，开拓当地或区域市场；或是着眼于利用当地的资源。
中西部缓冲带
不能只看东部沿海和中西部的名义工资差异，还要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低，再考虑交易成本、流通成本，去中西部并非所有企业的优选
东南亚国家各有优劣势，但短期内尚不至于引致中国东南沿海企业大规模外迁。
银河证券策略分析师秦晓斌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应利用东中西部经济结构的阶梯特点，通过部分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的转移，来替代向国外转移。
与东部沿海相比，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略低。不过，两者差距已逐渐缩小，而工人更愿意留在离家更近的地方。
更多的企业选择迁到中西部，而不是离开中国。渣打银行调查的9家上海周边的台资企业中，有8家企业打算在中国境内建立多元化生产基地。
总部位于温州的人民电器集团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仕昆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该公司已经在南昌、河南建了生产基地。
周仕昆说，工资略低只是在中西部建厂的原因之一。很多温州企业愿意到中西部，最大的原因是土地更便宜，当地有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而且产品在中西部有销售，交通也更便利。
江苏华芳集团毛纺织染有限公司在安徽和新疆建了工厂，销售经理杨光说，去新疆是因为靠近棉花产地。
目前看来，原材料来自中西部、或者产品在中西部有销售的企业，转移到中西部生产的意愿更强。
对于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企业，则需仔细斟酌。来自全国箱包名市、浙江平湖市的新秀集团有限公司的单付健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生产箱包的企业不愿意去中西部，因为生产原料多数是进口，产品主要销售到国外，西部市场需求小，而且箱包很占空间，运输成本高。
新秀集团在四川泸州新建了一家工厂，在享受当地较低工资的同时，还兼顾运输成本。“可以通过长江运出来。”单付健说。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认为，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向中国内陆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五年还会有机会，但之后可能会向印度、越南转移。
不过，沈明高提醒企业，不能只看东部沿海和中西部的名义工资差异，还要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低，再考虑交易成本、流通成本，去中西部并非所有企业的优选。
中国制造如何转
人口红利在消失，但国民收入和需求也在上升。主动地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还是被动地进行转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面临艰难抉择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数年，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仍将保持。“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有大国优势，产业链非常长，这是东南亚国家难以比拟的。”沈明高称。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认为，部分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企业会转移出去，但其他领域很难，如笔记本电脑生产商，这个行业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很少，且非常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此外，中国还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陆挺说，内需市场是很多企业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原来做外需的企业，也可以转向内需，越南或柬埔寨的内需则要少得多，之后再想回到中国也不容易。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也认为，尽管在美国销售的企业会减少在中国的投资，但中国仍然是较大而且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因为供给中国国内市场的投资仍将继续。
《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接受调查的350家企业中，有61％的企业是在中国生产、采购，并供应中国市场，仅供应美国市场的企业占10％，供应中国和美国以外市场的占8％。
“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要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无疑，中国已具备人口众多这个第一要素，第二要素则是居民收入和实际购买力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对中国竞争力不完全是坏事。
王志浩认为，除非中国政府突然改变劳动力市场监管，让工会更强势，三倍提高最低工资等，中国才会失去优势。只要法律和监管仍然是市场友好型的，更高工资并不是最需要担心的。
目前，中国制造业投资仍继续增长。对于很多企业，中国仍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2010年，为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代工的香港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增加了15条生产线。今年，台湾胜华科技有限公司在东莞松山的新工厂正在建设中。
人口结构的趋势性变化，虽然短期内不致对中国带来致命冲击，但已是变化的开端。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制造业正着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保持竞争力赢得时间。
部分企业已经主动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台湾Lovely Creations玩具公司短期内并不打算去东南亚和中西部新设工厂，但会“稍微调整产品方向”，多做稍微高档、特殊的、专利授权的产品。
“靠低工资取胜的订单现在都不太有优势，甚至很亏本。”陈小姐说，如果产品设计能力较强，能做高单价的产品，就能生存下来，否则就会被淘汰。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公司也被迫去创造更多品牌附加值，通过创新来消化成本上升。“友邦从一开始走这条路，跟很多大牌合作，因此受这轮加薪风波的影响不大。”其负责人称。
机器设备进口和投资的新趋势，是人口结构变化倒逼制造业升级的佐证。2010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机床设备进口井喷式上升，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海外机床订单的第一大来源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从前期的不到30％上升至35％。
兴业证券分析师卢燕津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制造业投资加速”并存，表明中国也正在经历韩国20世纪80 年代末，人口拐点倒逼制造业升级的阶段。1986年至1990年，韩国机械设备进口增速出现了台阶式的上升，同期，设备购置在整体固定资本形成中的比重也显著上升。
沈明高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中国非常关键，“提高不了，企业就会走。”他测算，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每年大概提高10％，如果考虑CPI年增长4％，那么企业可以承受约14％的名义工资上升。
财新《新世纪 》周刊 记者 霍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