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以村社为本位，重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培养村社的凝聚力
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为每个乡村社区即村庄任命了一个公务人员作为其新村运动的领导人。每个村也都有一个村发展委员会负责本村的新村发展计划和集体性工作的具体组织执行。此外还有所谓邻里会议及新村妇女、新村青年、新村领袖等协会之类的组织形式，都不具有正式赋予的社区公共权力，但在运动中能起到正式组织起不到的一些作用 (石磊，2004)。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活动，但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的场所，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它召开会议，而且举办了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力，提高效率，村民会馆还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节省了产品到市场环节的时间和费用。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民收入的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展示出关于本村建设与发展计划的蓝图(李水山，1996)。
日本造村运动期间，村民们自行对社会生活进行检讨，重新省思农村文化的价值，并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现在，每个村落（乡村自然社区）都成立了自治会，并经常召开村落集会讨论有关社区发展的大事。在村落集会上讨论的话题除了“农道、农业灌溉水渠的维持和管理”、“推进水田的套种”、“农业村落公共财产的使用、运营和管理”、“土地基础设施等辅助项目的计划和实施”等农业方面的主要议题外，还有“村落的福利待遇”、“生活相关设施等的建设和完善”、“祭祀、运动会等村落活动的计划和实施”以及“环境美化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等农业以外的议题，且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神社和寺庙，这些寺庙多由社区来维持管理，开展各种活动。此外，自治会等负责垃圾的分类和收集、照顾老人和小孩、开展体育活动提高健康水平、组织防盗等，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维持了社区固有的社会秩序，并通过社区文化的振兴来提高社区的凝聚力，搞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善社区的社会和文化基础（阿古智子，2006）。
KSSP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物质生活还不够富裕的时期，大力投资于公共文化活动。克拉拉邦有9000多间图书馆，1.2万多间阅览室。每个大约有2.5万人的乡，拥有图书馆8间，阅览室10间。这些乡村图书馆并非全都活跃，但积极推广科技知识、文化活动的还是不少。图书馆经常与各类合作社和学术、农科机构合办讨论会、培训班，内容涉及农业、畜牧、能源、母婴健康、草药医治等；并自办刊物，鼓励会员写作投稿并组织辩论和研讨；同时组织征文比赛、话剧创作表演、体育竞技活动等（刘健芝，2004）。
法国农村的规模相当小，50户的村子已很不寻常，他们经常与周边村子联合开展文艺活动，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不过，不管农村有多小，在村子中心都会有一个教堂。星期天参加在教堂举行的弥撒活动是很多村民的“大事”。
以上经验说明，对于村落整体实现农业和农村振兴来说，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提高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因为乡村社区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三位一体的场所，它是否有凝聚力，直接决定着公共品供给状况、社区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加强农村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并开展多种社区活动，提高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频率，可以大大提高社区的凝聚力。
6．大力发展各种农民组织
法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农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法国有数量庞大的农民组织，概括起来主要有五大范畴：农民工会、农民协会、农民会议、农民合作组织、农民专业（行业）组织。这些组织按照不同的目标、功能和行业组建而成，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金融资助等等，它们在促进法国农业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帮助农民成立各种组织，政府对不同的农民组织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或资金资助。在法国，农民组织数量最庞大的也许要属农民专业（行业）组织，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加入功能不同的农业组织，有的农民甚至加入多个农业组织，平均下来，一个农民加入3—5个（农业）农民组织。行业组织经费是由农民每年付给行业组织约1000美元的费用，而国家有关部门每年支付约15000美元。国家还设立了国家级的农业会议常设委员会，其经费部分来自国家（张富良，2006）。
70年代的新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对基层农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以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 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韩元增加到1980年的23. 4 亿韩元（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李水山，1996）。
农产品的市场化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原动力。日本农协在推动农产品市场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农协通过兴办各种服务事业，把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全国统一的市场紧密联结起来，有效地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在农产品的生产领域，从农协中央会到基层农协，都制定农村事业发展计划，针对农业经营中的问题制定相应对策，指导农民实施。农业经营指导工作由农协的近两万名营农指导员担任。营农指导员必须由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认证资格，然后由农协作为专门人员雇用。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农协系统的经济业务主要是购买业务和销售业务，日本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有80%以上是由农协为其销售的，9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由农协提供的。农协经销农产产品实行有偿服务，收取低于批发商的手续费（陈磊、曲文俏，2006）。
近年来，日本还发展了一种叫“村落营农合作社”的组织，其特点是，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农业经营和农村社会建设，社员共同使用和保管农机具，共同采购肥料和种子，共同分担作业。其优点是，同一村落内农户之间彼此熟悉，可以降低协调成本，分担各户的生产成本，减少劳动力的投入，使拥有田地很少、只有老人从事劳动的农户也可以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同时可以保护社区内的自然和传统。现在，部分地区的村落营农合作社甚至成长为占有农地面积3成到6成的强有力的农业主力军（阿古智子，2006）。
7．长期坚持不懈，并适时调整
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如果从1930年实施补助金农政开始计算，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如果从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开始计算，至今也有40多年，而且自1967年开始第二次新农村建设后，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投入一直在提高，振兴农业农村的法律一直在修改完善。
韩国新村运动的30多年历史，不论是官方主导还是民间主导，对农业农村的扶持政策一直没变，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由农村扩大到城市、由侧重物质到精神物质并重。
印度的KSSP也坚持了40多年，也是在分阶段并适时调整策略的基础上来建设新农村的。首先，在宣传发动阶段取得了成效后，便开展科学普及和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验；取得成功后适时在全邦推广实践，并且针对具体情况开展“全民识字运动”和发展农用科技；进入“人民计划运动”阶段，政府又适时介入，注重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与开发民智并重，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提升农村建设的水平。
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在借鉴国外经验时，一定要注意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选择和创新。首先，应注意中国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韩国、法国、日本，分别是它们30倍、20多倍、10倍，在发展阶段上比它们至少落后30年，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位置，又正逢世界资源特别是能源紧张的时机，中国不可能在30年后达到它们现在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只有印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具有可比性，印度克拉拉邦在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方面的成就是我们应该达到和超过的，印度KSSP在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更值得我们效法的。
其次，中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应特别注意吸取日本的教训，注意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不能像日本那样，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即使我们的粮食自给率是日本的2倍多，接近70%，也会引发世界性的饥荒，真正面临“中国人由谁养活”的问题。
再次，中国是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时，更应以村社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便因地制宜地提高农民福利、改善农村面貌和发展农业生产。
参与文献：
阿古智子．日本水田农业中“村落营农”的发展[J]，三农中国200602
陈磊、曲文俏．解读日本的造村运动[J]，当代亚太，2006年第6期
陈晓华等．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建设的国外经验与中国走向[J]，经济问题探索，2005年第12期
杜朝晖．法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6年第5期
桂玉清：韩国新村运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OL]，三农中国，2005-11-16
金洪云．日本的农村振兴政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J]，2006年第4期
金英姬．韩国的新村运动[J]，当代亚太2006年第6期
黎光寿．乡村建设在印度：来自“喀拉人民科学运动”的报告[N]，公益时报2004-03-09
李锋传．日本建设新农村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国情国力2006年第4期
李水山．韩国的新村运动[J]，中国农村经济，199605
林智坦．韩国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考察报告[J]，福州：发展研究199607
刘健芝．印度经验之一[OL]，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网/研究探索
潘家恩．发展的可能：南印度之行随感[J]，视角2006年第4卷第2期
石磊．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J]，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
晓海．借鉴日本补助金农政经验，研究新农村建设资金问题：访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徐祥临教授[N]，学习时报2006年第147期
张富良．法国兴农政策及其启示[N]，学习时报2006年第152期
编辑：刘早生 责任编辑：杨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