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成都市在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中，不仅在把城乡户籍制度改为按居住地登记户口方面有了积极进展，而且更注重解决户籍制度后面的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剥离附属在户口制度上的城乡不平等待遇，推进与户口制度改革相配套的综合改革。
一是推进让进城农民能在城市定居、接受教育、正规就业，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到的住房、医疗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改革。
二是推进城市优质社会事业资源进入农村、优化配置的改革。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教育体系，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城乡教师交流，城乡学校对口支援；建立城乡一体的卫生服务体系，按标准化建设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社区卫生服务站；把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向农村延伸和覆盖，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９６．３％，开展新型农民养老保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文化体系，开展县级文化馆、图书馆的达标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标准化建设，村和社区文化活动基本设施配套建设，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
二、改革城乡二元投资体制
建立统筹城乡和在城乡间合理分配的投入机制，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关键环节。城乡二元投资体制，在城乡市政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制上表现尤其突出，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分级筹资和分级投入的城乡建设体制，使成都市直到２００６年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投入还相差６倍多，财政性的投入则要相差１０倍以上。
这种投资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差距强化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反过来，又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地租级差。成都市在分级筹资、分级投资的基本框架下，统筹城乡市政建设资金，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倾斜，每年安排专项资金补助县城、小城镇、农村集中居住区、新型社区建设；并以政府的财政投入为引导，带动社会资金投向二、三圈层的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这一改革加快了城乡道路、供水管网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覆盖。该市率先在我国西部地区实现了县县通高速路，村村通水泥路、通电话，镇镇通网络。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水、电、路、气、电视、电话、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全面到位。
三、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政府具备相应的职能
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各地方基层政府提供相对公平的财政能力，使政府具备相应的财政能力去执行政府职能。为此，成都市出台的《关于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意见》规定：
一是对经济相对较发达、财政收入规模较大、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乡镇，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乡镇财政管理制度，实行相对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调动增收节支、自求平衡的积极性；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积极探索实行“乡财县管”，由县级财政保障其必要的支出。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成都市对公用经费定额分三类制定了统一的最低保障标准，并通过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淡化乡镇政府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在量上的直接关系，通过转移支付满足乡镇政府与其执行职能相适应的财力。
二是按照公共财政取向，确定了转移支付的基本框架，根据转移支付的功能，分别设置一般转移支付、政策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以及特殊转移支付四大类，将转移支付的重点投向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社保，扩大农村救助范围，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体系上；重点投向农村教育标准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和农村药品网点建设上；重点投向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重点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道路建设项目上，扩大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让更广大的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四、建立“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
成都试验区以建立“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为目标。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要综合配套推进，也有必要探索分阶段、有步骤的过渡性形式和制度安排。农村融资困难，尤其是通过正规渠道融资难，农业和农村的资产表现形态主要是花木、果园、树林、牲畜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等，这些都不符合金融部门贷款抵押物的标准。虽然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已经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房屋、宅基地等的权利，但是要让农民能够以各种产权作为抵押得到贷款和资金支持，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操作上都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一步到位显然是不行的，还需要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成都试验区整合２０多家担保公司，以政府全额出资的成都市现代农业担保公司牵头，建立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主要提供行为担保和信用担保，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行为进行担保；对利用农村中各类权属证明作质押融资进行担保；对利用宅基地等进行抵押融资担保；对农村建设贷款、农民进城务工、自主创业小额贷款进行担保。这一新的举措，为农村土地产权的流转，缓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难问题作出了有效的、配套的制度安排，促进了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的发展。
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家泽认为，找到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是统筹城乡试验区改革的中心任务。“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是集中在既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安排已经难以再提高效率基础，农民的长效增收机制并未产生。所以，必须要在承包制基础上再走出深化改革的步子，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构成新的激励，使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步调一致，逐渐生成现代农业的盈利模式，帮助农民创造出各种可持续的增收手段乃至财产性收入。
陈家泽说，观察成都试验区的综合配套改革实践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农村市场化改革制度设计上科学的逻辑结构。
一是在试点基础上，以农村土地确权为核心，结合耕地保制度的实施，推动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使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通过还权于民，提高“确权到户”的农民组织化程度，在不断延伸产业链和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逐渐生成社会化大生产方式。
二是适应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公共选择机制形成村、组两级自治组织以及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进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形成党的领导、经济发展、村民自治、公共服务这几大领域有机兼容、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崭新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随着成都市各区县在确权改革中各种村民议事会、监事会、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以及土地合作社、合作联社的兴起而变得生机勃勃。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还权于民之后，公共选择机制真正使农民可以自己做主，进而使执政党的执政主张与农民群众的主体意愿可以高度贴近与融合。
三是由政府出资搭建“桥梁式”非银行金融体系，形成农户和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融资媒介，减少因市场失灵所致的农村金融资源稀缺、进而严重阻碍农业资本形成的负面效应。这种”桥梁式”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包括尝试建立农业投资公司、农业产业基金、农贷担保公司，鼓励创设新型农业保险、争取发放更多村镇银行牌照，以及引导农民自主成立农业信贷互助合作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