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破解“三农”问题的历史变革中，2005年显然是有着重要节点意义的一年。
这年春天拉开的城乡统筹帷幕，彰显的不仅仅是一级地方党委、政府对城乡二元体制破解的坚定信心，更凸显出浩浩荡荡的经济社会发展大潮，到关键时点涌现出的巨大推动力。
不能忽略的一个背景是，过去数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发展标杆上，绍兴的各项指标屡屡位居前列，正是这一基础奠定了绍兴人的勇气与信心，一轮新的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调整得以拉开帷幕。
背景
2005年，绍兴正走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上。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了１５００亿元，工业总产值超过４０００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１００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１．７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７５００元。
这年９月，“２００５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在全国ＧＤＰ排序前１００位城市中，绍兴市以第１８位的排名，跻身中国生活质量较好城市行列。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对包括综合经济、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３３个指标的考量后，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百强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最新测算结果。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新昌县再次荣登全国百强榜，位次均有大幅前移，其中新昌更前移了13位。
更宏观的背景是，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了。这份“一号文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家财政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在继续坚持“减法”“少取”的基础上，“加法”“多予”的政策更多。
当中国经济航船已从“小舢板”成长为“大船”，站在船头“瞭望”的长三角区域，没有理由再让收入不足城市居民三分之一的农民承担太多重负，没有理由再让农村成为城乡发展的“短腿”。
事实上，早在2004年，绍兴就开始为城乡统筹战略推进做好了准备。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７日，市委召开五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加快绍兴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进程的“１３４５８”战略。
在这一宏观战略指导下，市委确定了来年八项主要工作，其中第三项为“致力加快城乡统筹”，主要目标包括大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特别提出要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全市所有乡镇、60%的行政村建起连锁超市和放心店等目标。
而这些实体工程，都被包容进几天后出台的《绍兴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中，成为绍兴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抓手。
方略
2005年11月，绍兴县齐贤镇八字桥村便利店，出现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身影。正为全国农民食品安全探索新模式的她，在绍兴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农村商品流通模式。
城乡现代超市网、城乡社会保障网、城乡信息网、城乡生态网、城乡健康保障网、城乡文化教育网、城乡金融网、城乡平安网……绍兴试图从宏观层面构建一个新的统筹蓝本，改变万千农民原有的生活形态，加速他们接轨城市文明的步伐。
通过制度的重构，绍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构了农村民生基础。在这方面值的一提的探索包括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城乡教育均衡化、超市进农村、乡村康庄工程等。
仅在实施这些制度的头一年，绍兴就有超过10万农民，开始接触陌生的电脑、裁剪、厨艺、电工、焊工、家政等专业技能知识。农村新增参保人数6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此后几年，这些数字仍在持续增长。
从这一年开始，承担更多的农村税改后社会和谐成本，成为绍兴公共财政支出鲜明的新倾向。
在“授鱼”与“授渔”的选择中，绍兴人更多地选择了后者。由此带来的改变是，农村家庭工业开始迅速崛起，农民们在家门口那片土地上，享受到了新一轮工业化盛宴。农业龙头企业迅速得到发展，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村产业化体系开始形成。
与推进工业化路径中实现农业产业变轨同步进行的，是绍兴城乡空间形态的演变。
中心镇的发展，成为2007年绍兴的一个热门词汇。这一概念的提出，建立在内外衔接、城乡互通、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逐步形成基础上。架设在城与乡之间的中心镇，如一座十分重要的过渡之桥，使城乡要素的融合与信息的交换成为可能，城乡长期以来彼此孤立的经济体系开始融合。
必须承认的现实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演进，根深蒂固，而接轨城市文明，不过数年。绍兴市委、市政府认为，农村小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社会进步的内涵。于是就有了基层民主化和农民知识化的提出与提升。
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科教文卫等公共功能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成为绍兴破解这一谜题的措施之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升农民素质在过去数年间成为绍兴城乡统筹上演的重要大戏。
推手
2007年8月，“绍兴试点强镇扩权”与幸福江阴实验、温岭参与式预算试点、北京廉价公交风暴等一道，入选年度“十大地方公共决策实验”。
专家在点评“绍兴试点强镇扩权”时认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乡镇改革朝向弱化权力的大趋势下，绍兴“看得见、摸得着”的强镇扩权尤显特立独行。
强镇扩权的效果仍有待检验，这一试验率先成为全国视野内的一件大事，其背后的指向意义在于触动了政府管理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在强镇扩权过程中，绍兴仅下放的事权就达51项。
在城乡统筹战略实施中，乡镇执法困境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在城乡统筹战略演进中，基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延伸、社会服务提供、体制机构创新等方面的探索，都已对政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绍兴通过解决乡镇“责权倒挂”问题，尝试委托执法方式，赋予乡镇部分检查、监督、处罚权限，恰到好处地呼应了这一改革要求。
事实上，当国家层面提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城乡统筹方略，各级地方政府在破解“反哺什么”的答案时，都已经发现，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必然指向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正是基于此，绍兴较早就意识到，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主体理应是政府，并因此开始了大范围的公共财政倾斜化试验。
但随着制度破题迈向深水区，特别是“三农”改革领域的拓新，基于政府权力之手的改革，越来越迫切地提上议事日程。绍兴的做法是，通过调整财政管理、行政管理、投融资等体制，为乡村赢得发展新空间。
但仅仅依靠政府财力的“反哺”，显然远远无法达到城乡统筹战略目标。因此，绍兴又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一方面吸引民资介入，如诸暨店口的“民资造城”等探索，一方面鼓励城乡统筹的社会化，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作为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城乡统筹推进过程中，加强政府对城乡关系的宏观调控，发挥政府在城乡统筹中的规划功能、导引功能、调节功能、服务功能，仍是绍兴秉承至今的工作重心所在。
2005年1月4日，绍兴市委发出《绍兴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的通知。首次从战略层面理清了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路径。在此后数年内，一系列实践层面的探索在广袤的农村大地铺开。在农民新的物质和精神家园中，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分野，在一页页地留给历史，一曲新的城乡统筹的和谐乐章在古越大地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