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外对城乡统筹机制形成的研究首先来源于对“二元经济”及其经济影响的深入探讨，正是“二元经济”条件下所存在的巨大配置损失导致理论界和实践界对“统筹”的强烈需求。统筹的关键和可行的突破口在于突破各类限制要素高效流动的效率壁垒，各国（地区）独具特色的统筹实践确有殊途同归之处：形成极具可操作性的统筹机制或法案以消除要素流动性壁垒，在结构转变中实现经济增长。所有这些方面对我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性。
关键词：城乡统筹，二元经济，配置效率，效率壁垒
一、统筹的动因：二元经济与配置失效
（一）二元经济与城乡统筹
在西方经济学语境里没有与国内“城乡统筹”这一术语完全对应的专门化称谓，然而可以找到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范畴、概念。这主要同Lewie（1954）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关于内部移民和失业的Harris-Todaro两部门模型（Harris和Todaro，1970）具有重要的关联性。
所谓“二元经济”指在同一经济中同时并存着“落后”的部门和“现代”的部门，并且“落后”的部门往往指具有极低边际产出的传统农业（如，农业部门），而“现代”部门特指具有较高产出效率的现代化工业和相关服务业（如，资本部门）。“二元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可以表述为存在“劳动的无限供给”状态，意味着在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下劳动的供给弹性是趋于无穷的，即，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在这种经济里，一旦资本形成发生，资本部门的就业将得到同步膨胀，而不会受到劳动供给上的约束；资本形成一方面源自利润，另一方面在于因通胀而产生的低资本成本的信用创造。另外，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业部门和资本部门存在着明显的工资差距。这种“落后”和“现代”、低工资与高工资同时并存的现象不能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得到解释，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均衡”和“收敛性”概念排斥任何互相对立、矛盾的二元性观点。
内部移民理论主要对“二元经济”中两部门间的移民过程进行研究。Harris-Todaro两部门模型主要解释了城市最低生活水平高于农业收入条件下的“农村一城市”移民问题。当农村不存在超额劳动时（农村的边际产出大于零并随农村从业人口的增加而减少），这种收入差距对城乡移民和失业具有重要影响。该模型表明，城乡期望收入差距决定着移民过程，此时，城市就业率作为一种均衡力量作用该过程。在缺乏工资弹性的条件下，一个福利最大化的政策是允许部分工资补贴存在，同时，采用一些限制移民的措施。这里所存在的劳动就业和移民问题基本可以等同于我国城乡统筹中的劳动就业统筹的相关内容。
（二）配置失效是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层次动因
研究城乡统筹，首先必须要明确进行城乡统筹的决定性动因，这些因素为我们有效实施城乡统筹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对统筹的动因所给出的答案是：“二元经济”所导致的配置低效率正是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层次动因。
Harberger（1959）对智利因扭曲的劳动力市场导致的净损失做出估计，其最大值可等于GDP的15%。F10ystad（1975）分析了挪威的劳动力市场并发现由于制造业间的劳动边际产出的差异导致3%的GDP损失。Willamson（1987）对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相关估测表明存在0.5%-3.3%的产出损失。Temple（2003）发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工资差异导致的产出损失在5%左右，更多的产出损失是由失业导致的。Vollrath（2005）年深入讨论了“二元经济”所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的成本，他发现：在资本流动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配置无效的成本约等于当前的GDP，净损失的变化能解释TFP一半的变动并能解释对数人均收入的1／4变动。导致这些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非均等性和文化冲突。
配置失效及其巨大损失是我们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克服二元经济障碍的深层次动因。上述研究也表明一旦加强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流动性将带来经济绩效的巨大改善，经济发展也将步入增长的快车道。
二、统筹的关键：突破各类效率壁垒
在经济文献中，关于“对效率的壁垒”（BarrierstoEf6-ciency）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效率壁垒的存在使一国经济的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性降低，并进一步导致经济效率发生损失。
（一）制度壁垒
基于制度的重要性，我们首先来看制度性壁垒。North（1973）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对其经济成就有重要影响，因此如何选择一种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可能性的相关制度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实证研究也表明一国的制度质量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Easterly和Levine，2003）。具体到发展中国家，各类制度设置都可能成为限制要素流动性的壁垒。如，身份户籍制度严重限制城乡、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各国的投资法案与分类指导的产业政策则对资本的流动构成重要障碍；补贴、许可证、专营权等限制各类要素充分流动；特定环境下的土地政策也阻碍土地的整合利用，等。十分有必要在统筹实践中加强制度、机制和法律方面的统筹工作，破除制度壁垒，创造要素自由流动的优良环境，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
（二）教育壁垒
教育壁垒指由于教育非均等性而产生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壁垒。所谓“教育非均等性”指城乡之间接受教育的年数和质量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巨大差异对未来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有关内部移民的文献强调了那些有正规教育的人更可能从乡村往城市流动，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如此（Todaro，1976）。Fields（1975）认为由于城市部门的工作需要同工作技能、信号显示密切相关的更高教育水准而导致这种流动。另外；有研究表明随着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产生对教育的更高需求（Cole和Sanders，1985）。教育的非均等性也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城乡之间教育的差距减少农村人口获得城市工作的机会和数量，而如果他们能获得这些工作的话，社会总福利将增加。此外，Yang（2004）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因为“教育非均等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影响，我们进行城乡统筹实践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进行城乡教育统筹，要特别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加强农民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人数和教育质量，消除城乡间教育非均等性，加快城乡间人口的流动性，对整个经济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将十分有益。
（三）劳动外部性与转换壁垒
除了教育因素造成劳动力流动壁垒之外，劳动的外部性与转换具有同样的限制性作用。对劳动力的使用造成劳动的外部性。《资本论》（第一卷）曾论述了“工作日”问题。马克思指出：在初始，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因为工作日太长，对劳动力的使用的“坏”的作用（即负的外部性）大多，以后资本家又通过法律强制将工作日缩拉。劳动力的使用是具有外部性的，部门间的劳动转换的成本是高的（Stiglitz，1974）。在城乡统筹工作中，建立完善的劳动市场体系和相关培训机制，有助于消除部门间的劳动转换壁垒。
（四）专用性投资壁垒
尽管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投资的专用性，经济分析中的“专用性投资”问题自Willamson（1979）才开始真正获得重要性，他认为资产专用性指的是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资产专用性可以理解成：生产性资产的一种状态（如一件资本设备或一套专门知识），这种状态不允许将资产转用于其他用途。也可以采用交易专用性资源的说法，即一旦被用于某种交易中，就无法在不发生巨大损失的条件下转移到其他交易中的生产性资源。在城乡统筹中，农业部门与资本部门的各类投资都具有这种专用性，因此资本在这两部门间的流动性就受到限制。技术和教育是突破专用性投资壁垒的有力工具，技术进步使得实物投资在总投资比例中大幅减少，而教育或培训使得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问题得以缓解。另外，政府主导下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机制更能使城乡之间的公共设施得到良好对接和匹配。
（五）技术壁垒
技术壁垒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农业部门和资本部门的产业衔接存在缝隙而导致的。在“二元经济”明显的国家里，很多时候，两部门间只是一种简单的原料贸易联系，缺乏深度交流与互动，在产业技术经济方面的关联性很弱。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突破技术性壁垒的关键是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提升农业的工业化程度和农业服务水平。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实施生态经济的一系列措施，为实现稀缺性资源在两部间综合性和生态性利用创造技术与相关制度条件。
（六）自然禀赋壁垒
地理、地貌程度不等地作用于一国的产业结构、收入水平等。如，Bloom和Sachs（1998）认为热带地区贫瘠的土地、各类病虫害限制了当地经济增长。一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对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性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地势开阔、地貌特征单一的国家更可能建立全国性的交通、贸易网络，市场所覆盖的范围也更大，对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相对更高。同时，作为重要的自然禀赋条件的土地的流动性受各国地理、地貌特征以及土地政策的制约不能有效流动，其使用价值和配置效率大幅下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生存的保障，发挥着重要的保险功能。在遍及城乡广大范围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土地的流动性问题很难得以根本性解决。
（七）文化壁垒
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差异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个文化群体之间存在信息交流、贸易往来、协作生产等方面的困难，要素的配置效率将极为低下。要有效进行城乡统筹，要求我们设法弥补城乡之间文化差异，建立起城乡一致、有序竞争、合作互赢、兼收并蓄的和谐文化体系。
三、各国（地区）城乡统筹机制形成实践及其借鉴
各国（地区）城乡统筹机制形成都有独具特色的特点，然而也确有殊途同归之处：形成极具可操作性的统筹机制或法案以消除要素流动性壁垒，在结构转变中实现经济增长。
（一）美国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
1933年美国出台《农业调整法》，对农业实施保护，协调城乡经济发展。每5年美国政府就出台一个“农业法案”计划，该法案用作今后五年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行动纲领和编制相应的财政预算的依据。另外，美国农业科技研究局根据美国农业发展的情况，制定六年农业科技发展计划，与农业法案相衔接。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主要包括对农业资源的保护政策、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农业信贷政策、风险保障政策等。政府通过各项措施，在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农业部门的基本收益的同时，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性，土地的流动问题也因覆盖全社会范围的保障体系的建立而在农业内部以及城乡之间进行有效整合。
借鉴：目前我国已经实行多种政策（如，免收农业税、粮食直补、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支持农业发展，但与美国相比，差距在于某些政策具有多变性，特别缺乏具有长效性的支持性法案。应该在目前的中央1号丈件的基础上，寻求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法案”，使政策上升为法律，以确保其效力及在较长时期内的稳定性。
（二）日本产业政策
日本的产业政策有两方面内容（李应春、翁鸣，2006）。一是协调不同产业间的关系，为适应日本产业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需要而采取得产业结构政策；二是协调各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它们既能相互合作补充，又能保持竞争的产业组织政策。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对工业而言的，它对扶持产业增长，保持产业间的结构、比例的合理性以及实现城乡融合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农业政策上主要采取这些措施：确保食品的稳定供给，努力提高粮食和食品的自给率；充分发挥农业和农村所具有的多方面功能，把农业置于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强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农业多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振兴农业，促进不同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日本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政策、农业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通过不断地消除要素流动性壁垒，促进产业迅速成长和实现经济腾飞；另一方面，某些产业政策的实施脱离市场机制，人为推动某些产业的发展，有可能降低要素的流动性，从而缺乏配置效率，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我国的借鉴：主要是要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加大科技支农、加强农民培训等）消除要素流动性壁垒。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针对农业实施的产业政策（如各类农业补贴）要特别注重发挥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
（三）韩国“新村运动”
70年代初，韩国开展了旨在谋求工农业的均衡增长、缩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提出包括草屋顶改造、道路硬化、改造卫生间，还有供水设施建设，如集中建水池或给水井加盖、架桥、建村活动室等20种工程项目，由村民民主讨论、自主选择。政府免费分给每个村335袋水泥，平均每户约4袋，每袋50斤。1974-1976年，“新村运动”进入以增加收入为主的全面发展阶段。政府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1977-1979年为“新村运动”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政府推出了“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规划。“新村运动”实施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加强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性；第二阶段所采取的措施实现了城乡之间的产业衔接，技术的流动性增强，也有助于突破城乡信息壁垒；新村综合开发，促进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同时减弱农民对土地的保险功能的需求，有助于实现土地在城乡间的综合利用。
借鉴：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很多方面借鉴了韩国“新村运动”。然而，与之相比，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处在较低级阶段，下一步要着力推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以及农村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建设步伐。
（四）台湾地区农业合作组织
我国台湾农业合作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种（吴越，2005）：一是农会。“农会”在台湾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台湾发展历史最悠久，组织规模最庞大，会员人数最多的民间团体。它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服务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为宗旨。“农会”的组织体制分为省农会、县市农会、乡镇农会三级制；二是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对推进农业生产区域性专业化的产业发展，促进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增强了市场的竞争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三是农业产销班。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农业产销班兴起，它是农民自愿组成的生产和营销组织，在台湾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中起着重要作用；四是农业策略联盟发展协会。它致力于产业横向联系及垂直整合，辅导各地区农会和产销班组成产业联盟，在产地建立共同分级包装作业模式，确保产品品质，建立稳定供销关系，实现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对提升台湾农业竞争力有巨大贡献。台湾农业合作组织对增强农民在市场上的侃价、谈判能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强经济上的保障能力作用显著，它为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性的增强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对我国的借鉴：目前，我国大陆的农合组织方兴未艾，组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还需要在组织规模、协作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企业化程度等多方面加以提升。这里，我们特别指出，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农业的企业化经营。成立多种形式的农合组织，按照企业化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
三、结论
实现城乡统筹，需要相关的机制、体制上的保障。国外对城乡统筹机制形成的研究首先来源于对“二元经济”及其经济影响的探讨，正是“二元经济”条件下所存在的巨大配置损失导致理论界和实践界对“统筹”的强烈需求。统筹需要突破各类限制要素高效流动的效率壁垒，它们包括：制度壁垒、教育壁垒、劳动外部性与转换壁垒、专用性投资壁垒、自然禀赋壁垒、文化壁垒等。荚、日、韩等国和台湾地区的统筹实践可以归结为：形成可操作性强的统筹机制或法案以消除要素流动性壁垒，在结构转变中实现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