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出现过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曾困扰着许多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有过惨痛的教训，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1. 有效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同时抑制富裕阶层财富过快增长
这方面，巴西的经验值得借鉴。据有关统计，从2003年至2011年，巴西最低工资额增幅达155%，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增长为53.4%。2004年至2008年，巴西的平均工资增长17.3%，但占人口总数10%的低收入者的工资上涨了34%，占人口总数10%的高收入者的工资仅上涨12.4%，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幅度低于低收入者达21.6%，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高收入者收入占全国工资总额的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占人口总数1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国工资总额的比例为43.3%，2008年则下降至42.7%，而低收入者收入占全国工资总额的比例则逐年上升。巴西政府的措施之一是给贫困家庭现金补贴。巴西贫困家庭分为赤贫与贫困两种，赤贫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低于50雷亚尔（1雷亚尔大约等于0.5美元），贫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在50—100雷亚尔之间。政府按照家庭成员人数分别向这些贫困和赤贫家庭每月发放15—95雷亚尔的现金补贴，先决条件是享受补贴的家庭必须保证其孩子上学，并作定期健康检查。享受补贴的家庭要在政府部门作身份及财产证明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还给符合补贴条件的家庭分发银行卡，每月定期把补贴打入卡中，这样也使救助者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避免了补贴被贪污挪用的可能。目前，巴西享受这种补贴的家庭达1240多万个，涵盖巴西人口的26%。这一政策每年需要财政支出65亿雷亚尔，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0.35%，占全部巴西家庭收入的0.69%，但是这笔补贴占赤贫与贫困家庭的收入达43.6%，有效解决了贫困家庭收入过低问题。
2.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资助与保护
在瑞典，对失业者和病人有全面的照顾措施。如生病一个月，雇主要向病人支付相当于月工资85%的工资，生病一年，国家相关部门要向病人发放相当于工资75%的工资。失业者可以从政府部门领取相当于平均工资75%的失业救济金，这样的收入与一般工人的收入差距不大，因此在瑞典因病或因失业致贫的现象非常少。新加坡政府则为低薪阶层提供一笔特别补助金，确保他们过上稳定的生活。以一名月薪1000新元的50岁员工为例，他每年会获得1200新元的就业补助和600新元的特别补助，共计1800新元。同时，新加坡政府会向首次购房的低收入者发放4万新元的现金补贴，每年大概有8000名低收入者会享受到这样的购房补贴。当然，新加坡的审查制度也非常严格，以防止富裕者剥夺贫困者理应获得的资助机会。
3.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以美国为例，1935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距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仅仅过去两年，国内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政府财政也非常差。但恰恰是在这一年，美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社会保障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覆盖每一位美国公民。如《社会保险法案》规定，凡年满65岁的劳动者，根据其工资水平，每月可以领取10—85美元不等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的一半由在职工人和雇主支付，另一半则由政府支付。美国政府的这项举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保护穷人度过了经济危机，更为重要的是解除了民众、特别是贫困者的后顾之忧，从而建立起民众积极稳定的未来预期，为美国此后经济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4. 加大税收调节的力度
这一政策在西欧、北欧地区普遍施行。以芬兰为例，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在缴税方面差别很大。上世纪90年代，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曾达65%，现在最高税率仍达56.1%。也就是说，高收入者实际拿到手的收入不到工资的44%。这一高收入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平衡。在税收政策强有力的调节下，芬兰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于均等化。据最新统计，芬兰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富人和穷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很小，基尼系数在0.25—0.26之间，属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在税收调节方面，遗产税也有很大作用。调节幅度最大的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遗产税率最高时达70%，遗产金额越高，税率也越高。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防止富人的子女在继承了大笔遗产后，安逸享乐，不思进取。开征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父辈因素的干扰，弱化贫富差距的代际遗传。开征遗产税不仅对贫困者有益，对富裕者也有好处。2001年布什政府预备取消遗产税时，美国的富豪纷纷反对，这其中就包括了盖茨、索罗斯等人。他们认为，如果取消遗产税，未来富豪们的孩子都将会因继承了大笔的遗产而不必劳动，这并不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同样是日本，许多学者指出，近年来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其原因很多，但是遗产税率的不断下调是重要因素。据统计，日本1986年遗产税高达70%，此后逐年下降，到1999年仅为37%。在1986年，日本的社会贫富差距较小，而现在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遗产税在调控收入差距问题方面作用显著。除此之外，还应严惩漏税者，如日本对不实际报税的纳税人，按照偷税漏税的差额处以10％—15％的罚金。
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一个国家才能真正成为稳定发展的国家。收入差距加大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多快，由于其在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经济社会注定不会持续稳定发展。对此，一些国家在应对收入差距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合理学习借鉴这些经验，切实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着眼维护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编辑：陈麒 责任编辑：李伟 杨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