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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及对策分析
  2015-12-16 11:29:16  作者:朱冬亮 高杨  来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一、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

  “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这是马克思对城乡发展趋势的概括和判断。而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一部分农民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土地的情况确实无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城镇扩张的实现条件之一是土地征占,这就必然使得部分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在失去土地之后,这部分农民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会随之凸显。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合法或非法的形式,我国愈来愈多的农村集体土地变为城镇建设用地,依附其上的农民也因此失去了生计和养老的根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据保守估计,截至2012年底,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全国已有近4700万的农民失去或者正在减少持有土地,且该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进行递增。[1]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从2006年至2020年的15年间,全国各项建设占用耕地将控制在4500万亩以内,这也就意味着,将来失地农民的队伍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有可能超过7200万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形成了知识技术相对单一的共同体,随着失地农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该群体是否能够适应现代城市生活、顺利实现市民身份转换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还关系着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的有效认同,更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本研究中有关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主要是指失地农民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其经济基础、知识技能、思想意识以及文化观念未能与其市民角色相一致,心理认同、感情归属存在一定障碍。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人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知识技能和行为习惯必须与所处的社会时代或环境保持同步发展,否则就会造成其心理的不适,进而引发行为上的紊乱,最终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2]因此,对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正是因为如此,对失地农民的适应性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研究焦点,涵盖了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子女教育问题、闲暇时间安排、失地补偿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等诸多方面。钟涨宝、李飞、余建佐等人根据帕森斯的行动系统理论,建构出失地农民适应的三个基本维度,即社会适应、文化适应以及心理适应。[3]国外学界对失地农民适应问题的研究,则可以参照其对移民适应性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包括适应的内涵和移民适应的模式两个方面。最早使用“社会适应”一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他认为,“生活即是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调适”,社会适应是个人和群体调整其行为使之与所处社会环境相符的过程。斯科特则把适应看作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把这个过程分为主观和社会两方面。主观方面指个体对环境的认同,社会方面指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地位。按现有的研究取向,对于适应问题可以梳理出“同化论”与“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但这两个派别目前都受到了挑战,被认为过于乐观看待社会适应问题,且未指出社会适应问题与文化、政治、经济层面之间的关联性。[4]

  二、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整理田野点收集的一手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研究假设,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归纳分析。笔者选择了福建省三明市的HX 村作为定性研究的村落场域,该村位于市区与工业园区交界处,现有5个村民小组,总户数将近300户,有户籍人口900多人,全村原有土地1600多亩。自2008年起,由于该市工业园区的扩展以及高速公路建设,HX村的土地被陆续征用,至2013年年底,HX村第5村民小组的200多亩土地几近被征用完毕。笔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HX村的12位失地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研究对象普遍面临着生活不适、就业困难及发展乏力等问题,在失地农民群体中极具代表性,故以其作为案例研究目标。现将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制表如下。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的划分排成一定次序,高级需求的出现总是以低级需求的满足为条件;也即是说,当人的某一级需求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后,才有可能去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这是一个由低层次的自然生理需求向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进化的过程。对于失地农民来说,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首要条件就是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并且,由该职业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与城镇居民相近,这是适应城市生活的经济基础,属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其次,失地农民进一步适应城镇化的标志就是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直接反映了失地农民参与城市生活的广度;再次,新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的顺利开展,会促使失地农民形成新的价值观念,这属于心理层面上的适应,反映了失地农民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最后,失地农民的适应过程不单是能在心理上获得认同,更是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认同城市的文化价值取向,最终在情感上找到归宿的过程。任何一个层面的适应存在问题,都有可能使得失地农民无法顺利融入城市,并且适应的经济、社会、心理、文化这四个层面是依次推进、互相联系的。故下文将从已有的访谈资料出发,分别就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对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进行分析。

  1、经济适应:职业弱势与保障不足的影响

  在农村,农民之间从事相似的劳动,农民也会把同村居民当作自己的参照群体,因此同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但进入城镇后,失地农民则要面对着周围大多数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城里人”,在比较中,这种现实的差距让失地农民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在失地农民看来,他们虽然已经住在“城关”,但是其经济收入仍不及城镇居民,在经济内涵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提高。毫无疑问,“无地、缺岗、少保障”的失地农民属于城市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其弱势不仅仅体现在就业择业困难方面,也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事实上,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失地农民的身份转换只是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经济上的固有弱势地位。某些失地农民在离开赖以为生的土地之后,通常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由于未能掌握与城镇生活相适应的谋生技能,他们大部分从事着较为脏、累、苦的工作,而且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较易出现贫困问题。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实现自身基本生存资料自给的基础,尤其对于某些年纪较长的失地农民来说,土地收入则是他们安度晚年的最后生活保障,因此,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认为他们今天的贫困和不安正是城镇扩张所带来的结果:

  个案1:我们这房子,看起来是不错,其实在以前这地方都是一片片地,很肥的,种菜很好的。我觉得自己生活还不如以前呢,你看早几年出去的现在都开小车,吃穿住用的都是高档的。我们现在出去的就比较差了,他们有些就已经开始吃租了。以前村里住着,感觉人也没差到哪去,现在才知道,真是好的越好了,差的越差了。有时候也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做的少啊,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放假可以去哪里玩呀,去上什么兴趣班,我小孩只能在乡下给父母带,其实我们心里还是多不放心的。

  个案2:我现在帮老板跑大车,一个月挣的是不少,不过也就这几年好一点,但是老婆孩子都得花钱啊。有时候为了能多拉点货也是得冒一些险,就是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的钱还不如我们老板几天挣的。像那些开发商,一块地就挣好几百万上千万的,我在那里干活听到的多了。你说,人不都是爹妈生的嘛?

  个案3:以前小孩出去打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经济形势不好,混不下去就回来,反正有田种也饿不死。现在田没了,万一店生意不好,家里都是要吃饭的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社会适应:社会规范与利益表达的不适

  农业生产中并未对社会分工进行严格要求,因此农民彼此间的生活方式与经历大致相同,不管是物质层面抑或精神层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集体归属感较强。而在城市生活中,分工较为发达,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增大,集体意识弱化,社会联系纽带也随之发生变化,使得失地农民认为城市里缺乏“人情味”,难以适应新环境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缺乏归属感。

  个案4:原来大家都种地时,谁有什么困难了,比如在晒谷子,天马上就要下雨了,旁边的人都是随叫随到,能帮就帮。农机有时出点小毛病,大晚上也能找到人来帮忙。现在感觉怎么人都不如以前了,认钱的时候比较多。有一次我去农信社取钱排了好长时间,刚到我,那人(柜员)居然告诉我要“暂停服务”,说马上换班了,我就回她说我都等了很久了,你也不差这一会。有时候就会感觉没自己村里人好说话,没有那个人情味。

  可以看出,在由“情感行动”向“理性行动”转变的过程中,失地农民的不适感的确是存在的,其对城市社会缺乏“人情味”的体验正是来自于其现有社会关系存在问题的不良反应。[5]

  社会层面的不适还表现为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尽管存在着党政部门、人大、政协等多方面的利益表达渠道,但是受限于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失地农民群体真正能够接近和利用的渠道仅仅局限于村组织和信访部门。农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最佳途径就是参加村庄的政治管理和选举,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选举是其参政的主要渠道,但由于失去土地,造成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增强、组织分散性进一步加剧;随之而来的是话语权上的缺失,作为一个易受忽视的群体,失地农民有时甚至连正常的利益表达亦会受到阻碍。虽然失地农民仍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愿(毕竟这是关系到其利益的选择),但制度安排却把他们排斥在城市政治生活之外,也正因为未参与城市社会的管理,失地农民的权益常遭损害。而且在征地过程中,部分村组织并未维护好失地农民的利益,在访谈过程中获知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我们的土地被征用,发财的却是村里的领导”。鉴于上述情况,失地农民通常只能无奈地借助信访渠道来进行抗争。然而,由于职权所限,信访渠道对于失地农民的实际助益并不高,用下面5号个案的交谈片段亦印证了这一观点:

  个案5:

  研究者:你们有没有争取过自己的利益,用什么方式?

  受访者:我们农民一没关系,二没权力,最开始我们只懂得找村干部。他们说慢慢来,会有个交代的。大家合伙找了好几次,每次都被打发回来,后来他们(村干部)干脆就不管事了,跑外面挣钱去的都有。村里是有钱的,有些村干部自己城关好几套房子,还买了车。到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就集体上访,不能让他们(村干部)再应付下去了。有一次,我们打算再往上面找,村里的干部知道了,就不准我们去(上访),后来信访办的人也来了,不过现在还拖着没解决呢,不好跟你多说。

  研究者:那您将来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吗?

  受访者:没有打算。费了这么多工,不还是这样?我们没人问没人管,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3、心理适应:角色转换和表达渠道的中断

  根据李培林的观点,当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心理状态就会变成一种心理背景,而在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首先就落在这个背景上。此时若新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同心理背景相协调,则此社会个体或群体可以适应新环境;反之则无法适应新的环境。[6]失地农民由农村进入城镇亦导致了心理背景的转移,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原有的心理背景自形成后就具有相对较强的牢固性,因而阻碍了其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失地农民的身份转换过程与农民工相仿,相较于物质适应难度,心理适应的难度更高,并存在危机感、挫折感、失落感、孤独感、无助感以及被歧视感等心理问题。因为长期的农耕生活使得农民具有相对固定的劳动方式和生活习惯,然而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方式和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差异和冲突,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往往使得失地农民会产生如上所述的一些心理问题,且受困于缺乏表达渠道,这些问题愈发积重难返。若失地农民长期生活在自我压抑与社会忽视当中,则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到这个群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个案6:我在私人老板的加工厂里面打工,天天八点准时上班,中午厂里不管饭,食堂吃饭不便宜,也不怎么好吃,吃完就得马上去上班,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嘞。晚上六点下班,有时赶工还得加班,我不愿意加班(老板)就喊我以后别来了,工资两千多一点还行,就是很累,一个星期才休息一天,平时也没什么人说说话。以前种地时,就那几个忙天,其余时间想干就干,不想干也可以,没受过这种罪。

  个案7:以前没事还能聚在一起打打小麻将。现在不行了哦,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了。而且别人都在忙,也没那个心情了,也就过年的时候聚聚再打一打麻将,像我前年都没回来。

  个案8:虽然说现在住在城里,但是我没觉得自己是城里人,他们看我也不像。现在楼顶那个天台没人用,我把它弄了一下,有时候就去种点小菜什么的,可是最近就有人讲我,说那里又不是我的,我就跟他吵了好几次架。

  由此就能看出,失地农民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半年劳动半年闲”的劳作方式和生活节奏具有较为强烈的心理路径依赖。农作物生长根据时令节气变化,因此农民认知的基准是生态时间。而到了城市中,人感知时间通过的是机械时间,这种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得长期处于自然生产生活方式下的农民群体不知所措。另外,原有的“农民”角色已经改变,但受限于自身条件与素质未能满足现有“市民”角色的要求,因此户籍制度下形成的社会记忆与路径依赖,使得失地农民仍倾向于扮演“农民”角色,但在现实条件作用下,较为明显的角色差距和角色冲突产生了,减缓其适应城镇生活的步伐。[7]正如丹尼·贝尔所言:“社会结构本身——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规范和价值体系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颠倒过来的。社会结构的改革要缓慢得多,特别是风俗和约定俗成的传统。”[8]

  4、文化适应:变迁滞后和文化失调的困境

  在小农社会中,农民遵循自己地区内生的乡土规则,循环往复地从事农业生产,总是沿用过往的经验处理问题,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因循守旧的习性。而城市社区则有所不同,其更强调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法治性等特征。正是在这两种反差极大的生活背景之下,失地农民在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狭缝中进退维谷,文化上的失根状态导致了明显的心理落差:

  个案9:我祖祖辈辈都在田里讨生活,现在不让我们种地了,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像以前时候,没事我就到地里走一圈看看,现在出门就是公路。以前我小孩子去城关玩耍,还不懂得什么交通规则,连马路都不敢过,回来告诉我。在村里熟人多,话也多。现在各人都在各人家里,有些就跟儿女搬走了,能说话的人少了,现在就我自己在这里坐着看看书,也就过年人气才旺一点。说我是农村人吧,我现在没地了,也不干农活,户口也换了。说我是城里人吧,我在心里就不这样看,反正这么老了,也无所谓了。

  个案10:以前种地,大家还很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不用七早八早起来干农活,来钱也快。刚征地时,大家都比较积极,但是后来也没给(我们)安排工作,大家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天天打牌嘛。现在想想,以前在村里,大家在一起干活、聊天,日子也就这么过来,还比现在好过一点。在我们这,没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说法),有些人现在发财了,人就那么回事,对吧?现在我们都不种地了,也没什么知识技术,出去做小吃也很苦的你不知道,就只能出苦力了,偶尔这边打打零工,偶尔那边帮帮忙,赚点烟钱嘛。城里人天天上班下班的日子我是没过过,虽然我现在也住城关了,但就是不一样。

  失地农民既想融入城市生活的富足体面,又留恋小农生活的怡然自得。这种飘忽不定的思维状态,使失地农民在两种文化的罅隙中摇摆。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培养了农民与市民差异极大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在城镇化进程中,难以舍弃的乡土情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社会的融入,固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滞后于社会的制度变迁。如上文所述,失地农民与城市社会体系若即若离,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作用下,失地农民在社会交往中经常表现出内倾性,缺乏与城市居民的沟通和互动,更难以对城市社会文化产生认同。

  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和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失地农民的角度来讲,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让失地农民在不同层面上认同和接受城市生活及文化。在访谈中,

  个案11:受访对象曾这样表示:“以后有钱还是去(乡下)盖间房子,生活比较轻松嘛,种种菜吹吹牛,至少不用像这样,现在感觉太累了,每天都窝在城里这个几平方的房子里头,我现在都还是很不习惯。”

  由此可以看出失地农民曾经从事农耕的生活习惯与浓厚的乡土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其适应城市生活的限制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在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失地农民时常处于相对剥夺的地位,若相关单位及部门处置不当,不满情绪很容易在这个群体生发,严重的则伴有一定的反社会行为。在笔者的访谈中,由于被歧视感和不平衡感所致,极少数失地农民偶有损害公物或他人私物之行。对此,他们甚至流露出“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的放任态度。类似这样的例子反映出失地农民群体一旦失去理性,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这不仅关系着失地农民群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着农民群体对于社会政策的有效认同。[9]正确看待与处理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有助于顺利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三、相关的对策及建议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农业用地不断被征占,虽然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土地征用之后,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很难得以有效保障,也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因此,如何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利益,促使其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城市,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下列几点着手进行处理:

  1、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因此我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着手实现农地产权清晰化,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法律体系,为农民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使失地农民得到应有的征地补偿。实践证明,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以货币补偿方式为主,这只能解决失地农民的眼前问题而不能保障其长远利益,失地农民所获得的有限补偿金往往只能在最低限度上提供生活保障,其置业、就业难以得到妥善的安置和解决。所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建立,将失地农民群体纳入社会保障范围,有助于解决其失地后的长远生存问题,才能真正达到城镇化的目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2、逐步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实现城乡居民权益平等。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和相应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区隔和发展不平衡,是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根源所在。失地农民被视为“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因而缺乏进入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能力,亦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权利。如诺思认为“有必要把意识形态对个人和集体关于公平性观念的影响纳入制度变迁的动态考察之中”的那样,必须提升对城乡二元体制不公平性的认识,保证失地农民与城镇居民具有均等的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这是解决失地农民适应问题的前提。

  3、将失地安置的视角从单一的经济安置转向经济、生活、社会保障网络综合安置。首先,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必须从其根本利益出发,合理评估居住安置与补偿安置条件,要了解其实际需求,将政府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传递作用于失地农民群体中,不实际、不合理的要及时进行反馈与调整,充分沟通当地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关系,避免引发上访或其他群体性事件。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并提高其社会保障意识。充分考虑到失地农民的失业、创业风险,针对其发展需要,提供具体的服务与社会支持。最后,失地安置的规划安排、区域构造、方式方法上应尽量保留和发展原有的社会网络,以使社会支持网络能继续发挥作用,并在新社区中设置配套机构及相关人员,帮助促进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和角色适应。

  参考文献:

  [1]海波,童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3).

  [2]耿晓蕾.失地农民心理适应问题研究——以徐州市文沃村为个案[D].第三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2007.

  [3]钟涨宝,李飞,余建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社会学探析——基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J].农村经济,2009(2).

  [4]王章华.城市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5]郑悦.当代中国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J].青年研究,2004(4).

  [6]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7]赵同春.失地农民角色转换研究[J].民族论坛,2007(7).

  [8]李一平.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推进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5).

  [9]郁晓晖,张海波.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2006(1).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编辑:豆豆  责任编辑:颜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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