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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郊秸秆焚烧调查:村民清理难烧最省事
  2014-11-25 09:59:21  作者:尹亚飞  来源:新京报   浏览量:99958

  10月28日,高碑店市泗庄镇魏庄村,地里正焚烧秸秆

  10月29日,天津蓟县老宋庄村,路边一片田地的秸秆燃起大火。

  10月30日,香河县渠口镇金庄村,一片田地里的秸秆已被焚烧,留下大片灰烬。

  三河市新集镇,村里挂着严禁焚烧秸秆的宣传条幅。

  据环保部通报,最近几天京津冀地区又将频起雾霾,虽然污染排放和天气因素才是霾形成的主因,但在秋末冬初的这个季节,能加重雾霾天的秸秆焚烧,也是京津冀三地政府严管严查的工作重点,有的地方还专门设置巡查员,在田间地头禁烧。

  但即便如此,在环保部官网公布的全国秸秆焚烧火点监测中,河北、天津的火点“上榜”频率较高。10月底11月初,新京报记者沿北京东南,走访河北廊坊、天津宝坻等多个县市,仍发现很多田地有焚烧痕迹,烧荒村民和禁烧巡查员进行着“猫鼠游戏”。

  为何都知道会污染空气,还是会有大量秸秆被偷偷焚烧?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秸秆在农户生活中因饲料、燃料的结构变化,已变成价值低的“废品”,“一把火”处理也透露着农户的无奈。如何提升秸秆价值合理利用,是很多农户的期待,也是政府从源头上破解秸秆焚烧难禁需要重视的问题。

  10月28日,河北的秋收冬播早已结束。

  沿白沟镇的外环路向北行进,西北方向飘来缕缕白烟升入高空。循着白烟,不难找到路边的起火点——玉米地里大片焚烧过的秸秆已变成黑灰,几百米外,低矮的火苗匍匐吞噬着田里收割后的秸秆碎屑,滚滚白烟向西南的天空飘去,空气中弥散着呛人的烟味,远处,满眼枯田。

  田地里空无一人,起火玉米田紧邻村委会——高碑店市泗庄镇魏庄村,紧闭的红色铁门内无人应答。附近500米范围内的村民中,有人说“可能是烟头引起的”起火原因,但没人愿意说出这片田地的主人。

  浓烟出没烧者难寻

  像魏庄村这样找不到放火者、起火原因的秸秆焚烧地并非一处,外人询问,连这块地是谁的都难以得知。

  正因如此,乡镇环保所干部李红兵(音)通常也抓不到“现行”。从去年开始,他所在香河县渠口镇政府按照上级布置,开始大力整治秸秆焚烧。

  今年秋收前,李红兵参加了大大小小多个禁烧会议,随后组织人往街道挂条幅,用村里的广播宣传,给村民发放传单。此外最大力度的举措是由镇里出资,聘请巡查员,每村一到两人,每人每月500元工资,负责24小时巡逻,“我们镇里来了三批人,一个车两个人,分片包干。”

  10月30日,渠口镇金庄村北头的田里地,近5亩收割完的玉米地上覆盖着黑灰。几天前,村里的巡查员赶到时,没发现点火的人,只能用车上拉的灭火器和铁锹先将火扑灭。找不到人时,李红兵只能善意地认为,“可能是路人扔烟头或者谁家里烧煤的煤灰引燃的。”

  李红兵说,刚开始做禁烧工作,巡查员前脚走,村民后脚烧。抓住点火村民时,对方的“狡辩”常让李红兵不知如何回答,“人家说,‘我拿回家当燃料烧,不也得排到空气里,你咋不管’。”

  后来有了法律依据,李红兵可以理直气壮,“按照规定,烧秸秆违法,发现了罚款100-200元,严重的可以送派出所处理。”但至今,李红兵还没处理过哪个村民。

  罚款作为惩戒,执行起来并不容易,“老百姓种地不挣钱,很多都是以批评教育为主,真罚了,万一他使坏再偷着点呢?工作更难做。”

  于是,每年秋收前后的两三个月,渠口镇里的干部和巡查员们几乎没有周六日,白天绕着村子转,晚上也不敢放松警惕,“压力挺大,全镇66平方公里,得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禁烧是头等大事。”李红兵把禁烧当做政治任务一样重视。

  “不烧又能怎么办”

  在离香河不远的三河市新集镇,府前街到胡庄村的沿途,都可以看见挂着禁烧秸秆、鼓励秸秆还田的条幅。

  10月31日,胡庄村村民钱明安(化名)家门前的玉米地里,焚烧过后的痕迹显眼,“不是我家的地,也不知道是谁烧的。”钱明安不愿透露门前玉米地的主人,但他红着脸说,“可不烧又能怎么办?”

  钱明安回忆,以前都是人工用镰刀割,脱粒后的秸秆拉回家烧炕、生火、喂牛羊。现在主要是用煤气电,也很少喂牲畜,秸秆“几乎没有用处”。同时,使用联合收割机后,玉米秆变成碎茬留在地里。秋收玉米以后,农民要赶着冬播小麦,间隔最多2个星期,这期间,要把碎茬清走才能继续耕种,“清理这些碎屑,一亩地一个人,半天都清不完,烧最省事。”

  “焚烧秸秆实际上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后果。彻底禁烧,就要从改变中找到源头。”达尔问环境研究所所长、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赫晓霞解释称,以前秸秆作为农户生活燃料,一点一点烧,没有形成一次性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而烧完的灰,农民会把它当草木灰还田。随着煤电气进入农家,牲畜养殖的企业化,秸秆的燃料、饲料功能丧失,从过去对农民“有用”变为“没用”,加上农时限制,在没有好的处理方式前,烧掉最为便捷。

  近几年,为抑制焚烧秸秆,全国开始倡导秸秆还田。今年6月,《河北日报》发布来自省农机局消息,“今夏全省秸秆还田率超95%”。

  但钱明安认为,这些碎茬子做不到全都还田。

  他跑进地里,抓起一把秸秆茬说,收割机走过后,能留下20厘米厚的碎茬子,如果直接翻进地里还田,土地在短时间内根本消化不了,秸秆覆盖还田容易生虫子影响下一季作物生长,“点一把火,啥问题都解决了。”

  赫晓霞证实了钱明安的说法。

  她解释,秸秆还田是把秸秆作为有机肥,重新施入地里培肥地力的措施,“让秸秆自然发酵变成有机肥需要湿热的环境,活跃的微生物,秋冬季节这些条件不具备,很难有效还田。”

  按照中国农业信息网(农业部信息中心主办)给出的测算显示,无论是秸秆覆盖还田或是翻压还田,都要考虑数量。“过多不利于秸秆的腐烂和矿化,甚至影响出苗或幼苗的生长,导致作物减产。过少又达不到应有的目的。”

  虽然觉得“烧最省事”,但钱明安也并不认为“烧”是个好办法,“烧地会增加土地热度,对地也不好,还污染空气,农民都明白,但大伙没有途径处理多余的秸秆。”

  企业布局秸秆亏损

  其实,李红兵和镇里的干部们围堵焚烧秸秆时,也在想,能不能从源头上断了村民烧秸秆的念想,给大伙找个其他途径处理秸秆?

  “比如建个再利用秸秆的厂。”但李红兵转念一想,随着种地人数的减少,农地在缩减,“真建一个厂,如果人家一年运转需要10万吨秸秆,到我们这收不上来咋办?”

  李红兵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总部在河北固安的一家生物质能源企业,以秸秆作为原料生产清洁能源。经理张国欣就经历过在村里布生产点失败的遭遇。

  张国欣介绍,生物质能源企业的生产基地主要围绕原材料的产地布局,“基地在哪,就在哪里回收秸秆。”他解释,企业按照每吨干爽秸秆100元回收,秸秆不适合长途运输,目前主要依靠农民自己通过农用运输工具“送秆上门”,以五公里为半径,超过5公里,愿意运送的农户逐渐减少,“秸秆含有水分,农民一般会等干得差不多才会运,否则会增加成本。”而五公里外,除非是棉花秸秆等高价值的原材料,企业才会主动去回收。

  目前,该企业在河北承德、廊坊、保定、邯郸等地均建有生产基地,“最北端的承德回收率较高,因为当地农作物一年种一季,农民不着急赶农时、收秸秆,南边的邯郸主要收棉花秸秆,情况也比较好,最难的就是廊坊、保定、沧州等这些中段农区,一年种两季作物,赶农时,不愿意浪费成本拉湿的秸秆,很多都秸秆还田,或者烧掉。”

  2009年企业成立初期,张国欣曾因考虑原材料的运送半径,为方便农民运送,与一些乡镇政府合作,在几个村内布置一个秸秆煤块生产点,提供人员、技术和生产设备,“我们和当地签了一个协议,农民不用花钱,只需提供秸秆原料,就能得到秸秆煤块,多余的产品则由企业销售以抵设备款。”

  张国欣的布局最终以失败告终,“农民不守协议,原材料收不上来,设备到最后根本没使用,我们的钱全部打了水漂。”尝试失败后,张国欣放弃了生产点的布局规划。

  禁烧需解决秸秆出路

  在与当地政府和农民打交道时,张国欣发现,政府对于秸秆再利用的企业持“张开双臂欢迎”的态度,但农民为了考虑成本,不愿意花大力气去运送,政府限于职责又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直接导致秸秆综合利用的渠道缺乏市场化运作。

  其实,记者梳理近几年报道,发现河北、天津“疏堵结合”治理秸秆焚烧的举措也常常见诸报端,比如补贴购置还田机具、研发秸秆固体成形燃料、推广秸秆养食用菌技术等。

  政府的举措并不少,但“禁烧难”与“不烧怎么办”的两难局面,为何仍在困扰着政府与农户?对此,天津市一名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分析称,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数量较少、规模偏小,秸秆资源化、商品化程度较低,加上秸秆机械化还田及收集、储存、运输成本较高,制约农民、企业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此外,秸秆量大面广,想通过执法来杜绝焚烧,也存在人财物方面的难题。

  在赫晓霞看来,从一定程度上,把防治秸秆焚烧作为控制大气污染长效途径,政府应该“有所为”,“比如,能否按照农村的分布情况,合理布局一些消化秸秆的工业或者养殖业。”赫晓霞说,政府每年花钱治理空气,如果能把一部分费用用于补贴农民把秸秆运到消化企业、养殖厂家的成本,或者利用政策引导市场,让农民把秸秆卖出去产生一定的收益,就能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的难题。

  张国欣说,目前,他还没见过专门的“秸秆经纪人”。事实上,在企业和农民之间,需要这样一个行业,“没有市场,一定不会成规模,毕竟,作物有农时限制,一年就那么几个月,秸秆本身的价值还没有那么大。”

  赫晓霞也认同张国欣“秸秆经纪人”的说法,“似乎跟城市里的废品回收相似。”赫晓霞认为,秸秆作为农民的“废品”,也可以产生一个回收行业,在政府的引导下,让贩运秸秆产生收益,就有人愿意来做这件事。

 

编辑:陈麒  责任编辑: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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